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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後期（1865-1894）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 Database of the 19th Century (1865-1894) Cantonese Christian Writings |
選取版本
1919年版（官話和合本）
2010年版（新廣東話聖經）
結果
項目介紹 研製團隊 鳴謝 參考資料 項目影響 相關連結
本計劃獲「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2016-17）撥款資助，旨在通過對十五部19世紀中後期（清朝同光年間）粵語基督教典籍的數位化，建立公開的數據資料庫，全庫共計約46.6萬字。資料庫名為「十九世紀中後期（1865-1894）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Database of the 19th Century (1865-1894) Cantonese Christian Writings），供各地對香港基督教文化歷史有興趣的人士使用，並為語言學、神學、宗教學、翻譯學等學術領域學者提供珍貴可靠的文獻材料。
自19世紀初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抵穗後，不少傳教士相繼東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於焉展開。為了方便傳播教義，來粵的傳教士在廣東地區（包括香港）學習粵方言，並著手以地區方言翻譯、編寫和出版基督教書籍，例如祈禱文、宣教書、神詩等等。本資料庫收錄的書籍，對研究基督教在粵方言區的傳教活動和早期粵語翻譯史有著重要的史學價值，例如印證現代學者對聖經古抄本詮釋的進展，同時亦為粵語的歷史比較研究、粵語本字考釋、英粵翻譯用詞和風格對比，以及粵語書面語的歷史形成研究提供語料基礎。 本資料庫的特點如下：
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受助計劃（2016-17）（編號：HAB/C27/9/105） 項目名稱：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1860-1899) Cantonese Christian Writings in Hong Kong
此外，本計劃先導階段曾獲以下研究經費資助，特此致以誠摯謝意。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優配研究金（2013-14）（編號：4-ZZBH） 項目名稱：The Construction of an Annotated Database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Cantonese Bible 項目助理：本資料庫所收集之十五部文獻介紹（附封面書影）：
《親就耶穌》（1865）
Newman Hall 著，Mrs. Mary French 譯
本書旨在通過耶穌所行神蹟，例如醫好生來瘸腿和天生瞎眼的人，帶出遠離罪惡、親近真神的深意。全書鋪陳的脈絡為：為何要親近耶穌、耶穌是誰和在哪裡、如何親近耶穌、誰要親近耶穌、何時要親近耶穌、不親近耶穌的後果，結尾附上決志詩一首。書中包含大篇幅的勸喻成分，以鼓勵讀者親就耶穌﹔同時講述有關悔改、聖潔、靈魂、天堂和地獄等基督新教概念。全書採用直接與讀者對話的方式展開，例如開篇的介紹：「我所愛嘅朋友呀。我想講親就耶穌嘅事。嚟話過你知，請你留心睇吓呢幾節書。」這種講述方式便於講述者建立起與聆聽者之間的親密關係，減少間接講述所帶來的疏離感。《親就耶穌》於1865年（同治四年）出版，前後四十三頁，共計八十六面，現存版本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本書譯者 Mary Lucy Ball 為美部會傳教士波乃耶（Dyer Ball）與夫人 Lucy Dyer Ball 之女，於1851年與 John Booth French 成婚後改名為 Mary French。
《天路歷程》（1871/1921）、《續天路歷程》（1870）
John Bunyan 著， George H. Piercy 譯
這兩部小說（1678 年出版上冊，1684 年出版下冊）是英國傳道者約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所著的基督教文學作品，是晚清新教來華傳教士宣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重要讀本，甚至成為傳教士所翻譯的、除了《聖經》（包括各種方言本）之外刻印出版最多的宣教讀物，影響殊鉅。粵語土話版的《天路歷程》和《續天路歷程》均由大英循道會（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首位來華傳教士俾士（George H. Piercy, 1829-1913）所翻譯，由羊城惠師禮堂刻印。《天路歷程土話》（1871，同治十年）分為五卷，講述主角「基督徒」從墮落迷途到尋找天城的經過，過程中經歷不同的人、事、危險和考驗，最後戰勝魔王，成功走上天路，抵達天城。《續天路歷程土話》（1870，同治九年）是首部的續篇，分為六卷，講述基督徒妻子跟隨丈夫的足跡，尋找天城的經歷。兩部小說的特點是附有若干插圖，畫中人物全作中國服飾打扮。
《天路歷程土話》於1921年由兩粵基督教書會重印，內頁加上英文書名The Pilgrim's Progress，並收錄了原序（1853年文言版）和土話序（1871年粵語版）交代來龍去脈，現藏於澳洲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本資料庫收錄的文本按1921年重印版，封面書影為該1921年版本。
《使徒行傳》（1872）
Luke 著，George H. Piercy、Charles F. Preston 和 Adam Krolczyk 譯
本書接續《路加福音》，講述耶穌基督復活、向門徒顯現、升天後福音工作的進展，是《新約聖經》中重要的歷史書。書中記載了使徒們建立早期教會的經過，在以色列地和外邦佈道傳福音，以及受逼害殉道的事跡，其中包括彼得、保羅、司提反、腓利、巴拿巴、亞波羅等人的傳道工作，時間跨度達28年。中國方言聖經譯本出現時期介乎1854年《委辦本》（文言）與1919年《和合本》（官話）之間，是新教傳教士努力的成果。1868年，廣東省的傳教士啟動以希臘文《公認本》（Textus Receptus）為基礎的跨宗派聯合譯經計劃，《使徒行傳》粵語聯合譯本（Union Version）遂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定稿並付梓，同年出版的還有《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後來經那夏禮（Henry V. Noyes）、俾士（George H. Piercy）和馬斯打（P. J. Masters）等人的修訂，本書於1884年出版了修正版。《使徒行傳》聯合譯本（1872）由英國循道會俾士（George H. Piercy）、美國長老會丕思業（Charles F. Preston）和德國禮賢會公孫惠（Adam Krolczyk）等歐美差會傳教士按希臘原文翻譯，全書二十八章五十六頁，現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
《創世記》（1873）、《出埃及記》（1888）、《復傳律列書》（《申命記》，1888）
George H. Piercy、Roswell H. Graves、Henry V. Noyes 譯
這三卷書為舊約聖經《摩西五經》其中三卷，其粵語本同屬廣東省跨宗派委員會的「廣州話聯合譯本（Union Version）計劃」（1868），以《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為基礎。（1）《創世記》（Genesis）為第一卷，粵語本由俾士（George H. Piercy）和紀好弼（Roswell H. Graves）翻譯，分為十二段，六段敘事、六段名單。內容主要講述耶和華創造天地、人類的墮落（知善惡樹的果子、該隱的嫉妒與謀殺、耶和華降下洪水、巴別塔與人類語言的變亂）、墮落後的呼召、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的交往，以及以色列人移居埃及的始末﹔從而帶出上帝預言、婚姻看法、摩西律法和道德教訓。書中後段記述雅各與他12個兒子的故事，情節上由約瑟在埃及直接帶入第二卷《出埃及記》。本資料庫依據的為「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活字版」（1873，同治十二年），共計四十八頁，原稿現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2）《出埃及記》（Exodus）是《摩西五經》的第二卷，主要是講述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受到逼害，然後由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的故事，全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第20章，記載上帝頒佈十條誡命。本書由那夏禮（Henry V. Noyes）主譯，共八十五頁，1888年（光緒十四年）連同《利未記》和《復傳律例書》（現稱《申命記》）出版，由上海美國聖經公會託印，上海美華書館活印，原稿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3）《復傳律列書》（Deuteronomy），為《摩西五經》第五卷，由那夏禮主譯。內容交代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子孫在曠野流浪了40年之後，正站在應許之地的門檻上﹔摩西在這時寫下此書，旨在闡明律法，規勸以色列人要在即將進入的應許之地前，繼續愛戴耶和華和服從祂﹔同時預告在約旦河的對岸會遭遇的困難，以及向百姓提出最後的訓示。本書由上海美國聖經公會託印，上海美華書館活印，1888年出版，原稿現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共計八十頁。
《悅耳真言》（1874）
作者不詳，Littie Happer 譯
本書扼要地記述耶穌的生平，呼籲人信耶穌、棄罪惡、得救恩。書中首先講述神憐憫世人，遂打發祂的獨生子耶穌道成肉身降世打救世人。耶穌到處講道，施行神蹟，例如醫好瞎眼和跛腳的人、使死人復生等，後來被兵丁捉拿，為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四十天後升天。書中最後交代耶穌以祂的生命作代價，將世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勸導世人接納耶穌，得著永生。與《親就耶穌》（1865）一樣，本書採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悅耳真言》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廣州出版，由Wooden blocks印發，全書共計十五面。現存版本為「西關同德大街福音堂藏板」，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英文書名為That Sweet Story of Old。
《馬太福音傳》（1882）、《馬可福音傳》（1882）、《路加傳福音書》（1883）、《約翰傳福音書》（1883）
Henry V. Noyes、George H. Piercy 和 P. J. Masters 修訂
這四卷書又名《四福音——羊城土白》，是早期粵語聖經的初版福音書之一。最早的粵語譯本漢字版本，是基於1862年出版、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丕思業（Charles F. Preston）翻譯的《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1868年，廣東省的傳教士推動以希臘文《公認本》（Textus Receptus）為基礎的跨宗派聯合譯經計劃，主要由俾士（George H. Piercy）、丕思業（Charles F. Preston）和公孫惠（Adam Krolczyk）負責翻譯，《路加福音》和《馬可福音》遂分別於1871年和1872年出版。1877年，整部新約聖經的粵語譯本業已完成，之後進入修訂階段。1880年代，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修訂工作，交由來自英美教會的那夏禮（Henry V. Noyes）、俾士（George H. Piercy）和馬斯打（P. J. Masters）負責。這四卷福音書是新約聖經中的首四卷書，「福音」意即「好消息」，指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拯救罪人的信息。四福音書由四位與耶穌或他的門徒有緊密關係的人所著（馬太和約翰是耶穌的使徒；馬可和路加分別是耶穌的使徒彼得和保羅的同工），主要介紹耶穌的生平事跡，包括降生、傳道、行神蹟、釘十字、死亡、復活及升天。四福音書的修訂版本分別於1882年（光緒八年）和1883年（光緒九年）完成，前者包括《馬太福音傳》、《馬可福音傳》，由上海美國聖經會出版，後者包括《路加傳福音書》、《約翰傳福音書》，由廣州英國聖經公會出版；四卷書現藏於澳洲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當時的翻譯以馬禮遜譯本為基礎，以廣州城內土話為粵語的標準，並注重採用不庸俗的粵語用詞。從粵語語言學和聖經翻譯史的角度考慮，十九世紀聖經福音書粵語譯本是絕不能忽略的文獻材料。
《約翰傳問答》（1888）
作者不詳
此書為聖經新約《約翰福音書》（1883）的粵語註釋，以課文為綱領，分段講解該福音書各章節經文的內容。以第一課「道成為肉身」（第一章一節至十八節）為例，體例上本書首先列出課文大意，再點出一個經文金句「個道成為肉身住在我哋之中」（第一章十四節），接下來在「添解」部分逐句詳細解說經文的意思，然後列出「此課意旨」有三個重點：道同神、道喺世間、道祝福人，最後就著課文內容提出「個道係指乜誰嚟解呢」、「講黑暗係指乜嘢呢」、「約翰作證乜嘢呢」等問題，引導讀者思考箇中要義，以加強對基督教的認識。每個課文體例均相同。《約翰傳問答》於1888年（光緒十四年）出版，現存版本為「廣東省長老公會藏板」，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Tohoku University Library, Japan）。
《粵語口語讀物》（1894）
James Dyer Ball 著/譯
作者為漢學家波乃耶（James Dyer Ball, 1847-1919），美國公理會傳教士醫生Dyer Ball牧師之子，出生於廣州，曾任香港政務廳通譯、保安官員等職務。本書為粵語學習材料，共三十個課文，內容包括「十誡」、《詩篇》、《路得記》、《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羅馬書》、《天路歷程》、《使徒信經》等篇章，並附英文原文、粵語羅馬拼音和粵語英文逐字翻譯。前部分多介紹簡單粵語口語，後半部分則加入一些書面文言用詞。作者希望通過《聖經》新舊約故事和其他宣教書冊對基督教教義的教導，增進學習者的粵語知識，讓他們從生動的口語中領略學習樂趣。《粵語口語讀物》（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共計一百七十一頁，約一萬七千餘字，1894年（光緒二十年）由香港Kelly & Walsh Limited出版，現存版本藏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USA）。
《路加福音》選讀（約1880年代，漢羅英版）
作者不詳
本書以漢字為主，附粵語羅馬字音標和英語逐字對照。書中記載法利賽人議論耶穌親近不潔的罪人，而耶穌則通過四個精彩的比喻來回應信仰的真蹄——上帝對罪人的愛、悔改機會只有今生。第一個故事為「迷羊的比喻」（頁1-3），出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1至7節﹔第二個故事為「失錢的比喻」（頁4-5），出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8至10節﹔第三個故事為著名的「浪子的比喻」（頁6-14），出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11至32節，故事中耶穌以大兒子來影射法利賽人﹔最後一個故事為「財主和拉撒路」（頁15-21），出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19至31節。全書共二十一頁，由於封面散佚，原書名已不可考，翻拍圖像由台灣基督教花蓮聖教會主任牧師勞如麟博士所持有。
《路加福音》粵語聯合譯本（Union version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於1883年由那夏禮（Henry V. Noyes）、俾士（George H. Piercy）和馬斯打（P. J. Masters）等英美傳教士完成修訂﹔後來那夏禮再次對《路加福音》作出修訂，並納入1906年出版的《新約全書》（那氏主要負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其他各書由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負責），此後四福音單行本的出版已不多見。本書的中文翻譯跟1883年聯合譯本完全一致，因此推斷本書的出版時間介乎1883與1906年之間，中間跨度23年。再據本書的羅馬字拼音，其音系描述所反映的是十九世紀中期的粵語聲韻調系統，例如聲母塞擦音和擦音分兩組（古精組ts、古知莊章組ch）、「喜、穌、去」等字的韻母i、u、ü都標注成單元音，而非二十世紀初聖經的複元音（粵語元音複化現象）、上下陰入聲尚未區分，故估計本書為1880年代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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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香港歷史
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發源於羅馬帝國管轄下的西亞巴勒斯坦地區，至公元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而基督教會在東方和西方，在體制、教義和禮儀上存着明顯的分別，至公元1054年，東西方教會出現分裂，形成西方的「羅馬大公教」（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及東方的「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Greek Orthodox Church）。公元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天主教教義提出的質疑開啟了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從羅馬天主教分離出來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 Protestant Churches）由此誕生。在中文裏，基督新教常被稱為「基督教」（狹義範疇），而廣義來說，「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正教及新教。本網站中的「基督教」取其狹義。
相比天主教，基督新教傳入中國時間較晚。19世紀初，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的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9月4日抵達澳門，旋即入廣東開始傳教工作，是第一位入華傳教的新教傳道者。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Opium War）爆發，清政府戰敗，被迫割讓香港島，開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允許傳教士在通商口岸活動，基督教才得以在華立足，發展壯大。
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上，香港佔有重要地位，是基督教在華宣教的後勤基地。十九世紀中期，不少遠道來港的傳教士在這裡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同時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建設，開辦中學和大學、開設醫院、佈道所，提供各種福利服務，西方的思想文化、知識技術亦因而廣泛傳入。近代中國歷史上不少舉足輕重的人物，如國父孫中山，華人留學生先驅容閎，或於香港受洗或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可見，香港基督教史也可被視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
傳教事業萌芽，困難重重
十九世紀初期，清政府實施海禁，只開放廣州港口作為對外通商口岸。洋人除處理商務外，一律禁止在中國定居。自1807年馬禮遜抵澳至1842年間，共有24名傳教士訪粵，多寄住在葡國殖民地澳門，只有少數在洋行擔任要職的傳教士能在廣州居住，但限制甚多。清政府只准洋行職員每年在廣州居住半年，並僅限於洋行範圍活動，其家人不能同住，只能定居澳門。清政府又嚴厲打壓傳教活動，令傳教士早期只能在澳門宣教。然而，澳門作為葡國殖民地，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故基督教傳教士在澳活動亦處處受制，可見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在萌芽時期困難重重。
因受清政府所限，大多傳教士未能長居中國，他們會在中國短暫逗留後到印度、南洋等地傳教，靜待回到中國的時機。而在洋行任職的傳教士雖可居留在廣州府，但活動和居住範圍僅限十三行一帶，因此早期基督教傳教士與廣州十三行可謂唇齒相依。馬禮遜於1807年9月抵穗後，先暫居十三行內的美國領事館，翌年2月轉居法國洋行，隨後受聘於東印度公司任職翻譯，直至1834年積勞成疾逝世前，皆以十三行的英國洋行作為棲身之所。除馬禮遜外，多位到訪廣州的早期傳教士都居於十三行，包括禆治文牧師、郭士立牧師、衞三畏教士、伯駕牧師及雅禆理牧師等。十九世紀初，中外通商多依賴華人翻譯員，通曉漢語的洋人屈指可數。清政府禁止洋人學習中文，也嚴禁國民教授，故早期基督教教士只能暗中研習漢語，以便向華人傳教。馬禮遜雖早於來華前已於英國學習中文，但居於廣州的法國洋行時，仍暗地聘請兩位天主教徒分別為他教授廣東話和官話。禆治文牧師抵達廣州後，馬禮遜為他推薦教師，華人宣教師梁發相助，讓他在花旗館學習中文。其後抵穗的衞三畏教士及伯駕牧師等傳教士，皆在馬禮遜，禆治文及其他華人宣教士的幫助下，在十三行學習中文。可見，廣州十三行不僅是傳教士的容身之所，更是他們學習中文的啟蒙之地。
19世紀的廣州十三行
1822年11月廣州十三行發生大火，馬禮遜在日記形容：「廣州之大火尤過於1666年倫敦之大火。」
由於受清政府限制，這個時期的傳教工作以澳門及廣州兩地為主，又因粵地政府的打壓及民眾的排斥，傳教士只可以間接方式傳道，其中出版及派發基督教書刊單張可謂覆蓋面廣且傳播速度快的方法，基督教士出版的刊物大致分為中文聖經翻譯及中文書刊單張。馬禮遜來華主要負責中文聖經翻譯的工作，他在1810年首先完成新約聖經之《使徒行傳》的中文翻譯，1823年完成整部《新舊約聖經》的中文翻譯。馬禮遜的中文譯本是中國最早出版的聖經，亦成為後來修訂本及中國方言譯本的根據，開啟了中文聖經翻譯的大門，為日後不同方言譯本奠定基礎，大大推動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
19世紀初，洋人在中國的活動受清政府嚴厲限制，以致出版及印刷事業停滯不前。傳教士遂物色其他地區作為中國傳教工作的基地，馬六甲及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等地鄰近中國且由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國家管治，自是開展中文出版及印刷事業的不二之選。《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當時在中國境外創辦的中文書刊之一，由馬禮遜於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並擔任主編，內容涵蓋宗教、新聞、天文，和西方最新的科學發明及知識。麥都思主辦的《特選撮要每月統紀傳》則於1823年在巴達維亞創刊，主要刊載宗教、歷史、時事等內容。宣傳基督教是這些書刊的核心理念，宗教內容自是佔據大部分版面。但因外來宗教不為當時華人社會所接納，故以上兩本書刊創辦數年後便停刊，也促使傳教士改變出版策略。1833年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由郭士立及禆治文主理，大幅刪減宗教宣傳內容，改為刊載大量西方知識及文明的資訊，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工藝、新聞等，亦介紹許多西方國家的歷史，如希臘、巴比倫、葡萄牙、英國等。傳教士希望透過轉變辦報方向，使華人加深對西方國家的認識，理解西方的歷史同樣悠久，且知識水平不遜於中國，從而淡化華人排外和高高在上的心態，接納西方國家，繼而信奉基督教。除出版中文書刊外，早期來華的基督教士亦透過其他方式進行傳教工作，如醫藥佈道、個人佈道、遊行佈道等。但在清政府嚴厲打擊下，這些倚賴個人接觸的傳教方式效果相當有限。
馬禮遜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郭士立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馬禮遜1807年來華為中國基督教傳教事業揭開序幕。然而，在清政府禁教及種種針對外國人的限制下，大部分來華的基督教教士都未能於中國居留，被迫轉往南洋地區。1842年前，中國沒有本土教會，受洗入教的華人不足二十位，其中較為人熟悉的有梁發、何福堂等，可見當時的傳教工作正值萌芽時期，舉步為艱。
傳教事業迅速發展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五個港口通商，並割讓香港島予英國立法治理。條約雖無寛免傳教的規定，但允許洋人及其家眷於五個通商港口居留，並受清政府保護。困擾在華教士三十餘年的制肘大大減少，不少當初因未能入華而轉到南洋工作的傳教士知悉後，紛紛趕回中國，重新投入當地的傳教工作，更有利傳教工作的發展。
由於清政府於19世紀初實施海禁，加上地域所限，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多需獨自工作，極其量與所屬傳道會的同儕一起宣教。當時許多西方傳道會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宣教，包括倫敦傳道會、巴色會、巴陵會、美部會、美國浸信會、美國長老會等。然而，不同傳道會的教士各自為政，鮮有分工合作，令基督教早期在華的傳教事業欠缺組織，發展緩慢。中英簽訂和約後，放寛洋人在中國的居留限制，並由英國接管香港島，傳教士意識到時勢轉變，視之為統一各傳道會在華宣教事業的絕佳時機，遂於1843年8月召開大會，探討和組織傳道會往後的工作。
會議由麥都思牧師（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倫敦傳道會代表有台維爾、理雅各、美魏茶等；美部會代表有禆治文、波乃耶；美國浸信會代表為粦為仁、羅孝全、叔未士等；馬禮遜教育協會代表有勃朗；美國長老會代表則是婁理華。會議主要圍繞譯經議題，並為中文聖經翻譯訂立統一標準。與會教士均認為聖經中文譯本應與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聖經的原意相符，當中如需使用中文成語或俗語，亦必須符合聖經原意。其他方面如度量衡、錢幣、博物學用語、委婉詞等，則應切合中國制度及方式，以提高華人閱讀時的代入感。19世紀初各教士多自行譯經，用詞未能統一，常有「同意不同詞」的情況，如“God”會被譯作神、天、上帝、上主等；“Baptism”被譯為施洗、洗禮、蘸等。為解決以上情況，便利中文《聖經》的出版，傳教士們遂在大會上尋求統一聖經用詞的共識。會上更通過成立總委辦會，統籌在華基督教傳道會的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並推舉大會主席麥都思牧師擔任總幹事。
麥都思（左）與華人信徒
是次譯經大會成為中文聖經翻譯的轉捩點，會後雖未能就經內用詞的翻譯達成共識，但譯經工作漸有組織，而譯經工作更成為日後英國及美國聖經公會在華經營的事業之一。另外，會上成立的總委辦會附設多個地方委辦會，教士需研習所屬地區的方言，以便當地傳教及編譯聖經的方言版本。可見，是次大會對19世紀中後期的聖經及其他基督教書籍的方言翻譯工作有重大及深遠的影響。大會後教士們回到中國各地，重新投入傳教工作。留守在香港的教士有理雅各、郭士立、馬儒翰等，他們藉着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特殊背景，積極拓展基督教在港的傳教事業，並以此作為中國傳教工作的基地。
除了出版及翻譯聖經外，當時的基督教士亦以推動教育作為主要的宣教途徑。香港原是一條荒蕪的小漁村，英國接管後，殖民地政府以發展基建為首務，積極開闢道路，築設碼頭，興建樓房等，但社會福利事業如教育等，則不被重視。為切合社會需求，傳教士於開埠後四十年間在港興辦許多學校，包括早期的宏藝書塾，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至後期的拔萃女學，拔萃男校等。早期教會以宗教教育為辦學宗旨，課程和教材大多依照教會所屬國家的模式，由教會牧師、師母及外國教士擔任教師，華文科則聘用塾師講課。由於當時中國國內教育並未普及，加上開埠初期香港居民對西方教育一知半解，故早期教會學校的入讀人數甚少，華人學生尤為罕見，因此教士們甚為珍惜，更資助其學費及住宿費，除非個性頑劣，否則極少被開除。教會十分重視栽培學生，教士們更視畢業生為中國傳教事業的成果，故會向西方教會總部詳細匯報辦學情況。教士們回國休假或述職時，多願意讓數名優秀畢業生隨行，除了讓他們接受西方正統教育外，亦可藉此為傳道會宣傳在華傳教事業，到各地進行募捐。基督教早期在港積極推動教育事業，並作為傳教途徑之一，雖然畢業生多投入社會工作，未有選擇獻身教會，投入傳道事業，但教會辦學令華人開始瞭解西方事物，並逐漸接納基督教，不少受惠於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如伍廷芳等，在香港社會擔任要職，對基督教紮根香港發揮重大作用。
由馬禮遜及米粦創辦的第一所華人西方學院：馬六甲英華書院
伍廷芳（1842-1922）曾就讀聖保羅書院，是香港首位取得英國法律學位的華人，也是本港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
香港開埠初期，百廢待興，當地原居民對西方一無所知，更遑論基督教，故自1842年後數十年，在港基督教會皆由洋人主理。雖然期間不少華人受洗加入教會，但多被派遣至內地進行傳道工作。直至19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始成立第一間由華人自理的基督教會，道濟會堂（即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前身）。自此之後，香港的華人教會陸續成立，而受洗會加入教的華人信徒亦不斷增加。
總括而言，香港在基督教早期在華發展史中佔重要席位，是在華傳教士的基地。作為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傳教士可自由在港進行及統籌在華宣教工作，如舉行譯經大會。除此之外，香港亦是中國傳教事業的中途站。自清政府開放五口通商，放寬洋人在中國的限制，不少西方傳道會派遣教士來華，他們大多先到香港稍作歇息，再沿海北上，或深入內地傳教。由此可見，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對其後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影響深遠。
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右）
馬禮遜 (1782-1834) 全名Robert Morrison，1782年出生於英格蘭，1804年成為倫敦會的會員，1807年成為牧師及被差往中國，同年9月4日抵達澳門，7日抵穗後，先暫居十三行內的美國領事館，翌年2月轉居法國洋行，隨後受聘於東印度公司任職翻譯，直至1834年積勞成疾逝世前，皆以十三行的英國洋行作為棲身之所。
馬禮遜來華主要負責中文聖經翻譯的工作，他來華前跟隨居英中國青年容三德學習華文，來華後亦積極學習廣東話和官話。1810年他首先完成了新約聖經之《使徒行傳》的中文翻譯，1812年印行另一新約書卷《路加福音》，至1813年完成所有《新約聖經》的翻譯。其後開始翻譯《舊約聖經》，並於1819年完成。1823年新舊約聖經合併出版,名為《神天聖書》,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聖經。馬禮遜的中文譯本是中國最早出版的聖經，翻譯嚴謹、貼切，故亦成為後來的修訂本及中國方言譯本的根據，對後來中文聖經的翻譯影響深遠，也大大推動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
馬禮遜來華後創立「恆河外方傳道會」，建議日後來華教士改到南洋一帶向當地華人傳教，為日後進入中國作準備。此傳道會其中一項計劃為創辦一所免費中文學校。得蒙米粦牧師協助，馬氏於1818年在馬六甲開辦英華書院，是為華人第一所西方書院。馬六甲英華書院是一所中小學校，宗旨為教育中西文學及傳播基督教理。書院雖有招收歐洲學生，惟以教導華人為主，及栽培之後來華的教士。歷來成績優異的華人學生有梁發、何福堂等。創辦馬六甲英華書院的計劃雖獲英美及印度等國捐款贊助，惟馬氏以個人名義捐獻一千英鎊作為創辦資金，更每年承捐一百英鎊作日常支出，實是居功至偉。馬氏逝世後，英華書院繼續由倫敦傳道會的教士打理，並在1843年遷校香港，於1856年停辦，後於1914年恢復辦學至今。
除譯經及辦學外，馬禮遜還透過出版雜誌傳教。1815年，馬禮遜聯同米粦及麥都思出版《察世俗每月統紀傳》，該刊以闡釋教義為主，並刊載大量宣教文章。為提高可讀性，該刊亦載入一些西方科學、文化、新聞的資訊。譯經之餘，馬氏耗時30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的編撰工作，收錄詞條四萬多，一方面為來華傳教士的生活和傳教得以順利開展提供了語言基礎；另一方面，其博大厚重的內容也給歐洲學者提供了了解中國語言、政治、歷史、制度、習俗、哲學等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
馬禮遜自1807年踏足中國後，把畢生精力投放於在華傳教事業中，在華工作二十五載，直至1834年8月積勞成疾逝世。作為首位基督教來華傳教士，馬氏除在譯經及傳道上貢獻殊巨，更對歐美基督教會對華的宣教事業有倡導之功。他不時寫信到各地的傳道會匯報在華工作進程，讓當地教士了解當時中國的情況，更於回國休假時到各地分享在華經歷，吸引大批教士獻身來華宣教。此外，馬氏更曾致函美部會，請求派遣教士到中國服務，又對來華傳教士照顧周到，協助其適應及解決生活問題，如學習華文，鼓勵辦刊，安排到南洋地區工作等。馬氏來華時適逢清廷嚴厲禁教，傳教工作舉步為艱，甚或面對性命之虞，但他仍堅毅不屈地為日後的宣教事業創造有利條件。在他逝世後八年，清政府終於解禁，而基督教得以在中國迅速發展，有賴馬氏生前的準備工作，故稱馬禮遜為基督教在華發展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實不為過。
馬禮遜牧師因病於1834年8月1日在廣州逝世，8月5日安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
2007年，澳門發行『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紀念郵品，以紀念他來澳門兩百周年及對中西文化的貢獻。（圖：澳門郵政局）
推動香港早期基督教發展舉足輕重的郭士立
郭士立 (1803-1851) 原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普魯士人，1803年生於普魯士東部波美拉尼亞省 （今波蘭境內）。郭士立於1820年入讀柏林傳道學院，完成傳道訓練後又到荷蘭鹿特丹荷蘭傳道學院繼續修業。卒業後，郭氏於1827年由荷蘭傳道會派往爪哇傳教，期間跟隨麥都思牧師學習中文。
郭氏在學時曾前往倫敦拜訪回國休假的馬禮遜牧師，聽其分享在華宣教的經歷。該次拜訪令他對中國傳道工作心生嚮往，因此，雖被派到爪哇傳道，但他仍念念不忘到中國傳教的志向。1829年脫離荷蘭傳道會後，郭氏開始個人自由傳道工作，在南洋及暹羅一帶向華僑宣教。至1831年，郭士立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北上遊歷中國，並於同年抵達澳門。此後兩年，郭氏兩度坐船北上遊歷，遠至朝鮮和日本進行個人佈道工作，如派發聖經及單張書刊。因當時清政府嚴厲禁教，郭氏於遊歷期間未能深入中國內陸地區傳教，其後偕妻定居澳門。郭士立將這三次遊歷見聞編寫成書，並刊載於歐美刊物，引起各國教士來華的熱潮。
馬禮遜牧師於1834年病逝，郭氏接任他在東印度公司的翻譯職位，並獲得在廣州十三行辦公居留的機會，大大有助於他的傳道工作。惟礙於清廷禁令，其妻眷不能相隨，只能留居澳門。其後數年，郭氏因商務多次來往福建各地交涉，期間趁機向沿途各地的居民傳道。至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郭氏擔任英使代表的譯官，之後往舟山出任總督。1843年，郭氏來港接任馬儒翰成為港督之華文秘書及譯官，自此定居香港共八年，直至1851年逝世。
因郭氏在港身居要職，日間需處理公務，晚上才能投入傳教工作。他開班親授基督教義，初時聽眾甚少，後來才逐漸增加。郭士立認為基督教要在中國傳播並延續下去，終究要依賴中國人民自己，決不能一直由外國教士主導安排。因此，他於1844年創立福漢會，意即「欲漢人信道得福」。有別於一般傳道會，福漢會主要訓練華人教士，二十一位創辦人中，除郭士立及羅孝全牧師外，其餘皆為華人。福漢會由郭氏一手創立，非隸屬於任何傳道會，故創會初期的經費多由郭氏的公務官俸支持。至1847年獲德國信徒巴特援助，負擔大部分支出。福漢會發展迅速，五年間會友人數已達一千三百人，並在廣州、順德、三水、潮州等地設立福音站，傳道的地點更遠至廣西、海南島、江西各地。
郭士立出任華文秘書及譯官後，有感公務繁忙，未能全心投入傳道工作，遂致函西方教會，請求派遣教士東來，並提議向客家人傳教。三巴傳道會收到郭氏來函後，派遣教士來港投入傳教工作。巴色傳道會（今崇真會）派韓山明和黎力基東來，巴勉傳道會（今禮賢會）則派柯士德和葉納清來港。四位教士於1847年抵港，先隨郭氏學習華文，後相偕福漢會的傳道人到內地傳教。葉納清由王元深及李清標陪同到東莞、虎門傳道；柯士德偕蔡福往新會、江門傳道；韓山明學習客家話後，偕徐道生到歸善、寶安等客族聚居地傳道；黎力基則學習潮州話，後由潮州人亞愛陪同到潮汕地區傳道。如是形成巴色會向客家人傳道，巴勉會則向廣府人傳道之局面。兩年後，巴陵傳道會（今信義會）亦派教士來港協助郭氏傳教。及後三巴傳道會在香港及粵省各地傳教，成為今日香港崇真會，信義會和禮賢會的前身。
除創辦福漢會，郭士立亦透過出版雜誌及翻譯聖經及基督教書刊傳道。他於1833年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內容涵蓋天文、地理、科學、歷史、新聞、商業、宗教等資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固然以宣傳基督教義為宗旨，但模式卻與馬禮遜之《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大相徑庭。郭氏來華之初，發現中國人喜以歷史源遠流長，尤勝西方文化自居，拒絕接受西方物事，如基督教等。故《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以西方知識為主，大量刊載西方科學新發現及希臘、西班牙等地的歷史資訊，望使中國人明白西方文化實不遜於中國，並軟化他們拒絕西方物事的強硬態度。
此外，郭士立亦參與翻譯中文聖經及基督教書刊的工作。他與麥都思，禆治文及馬儒翰於馬禮遜逝世後組成委員會，從事新舊約翻譯。郭氏於1840年完成舊約翻譯，並名為《舊遺詔聖書》，與麥都思所譯的新約合稱《麥郭譯本》。其後又將麥氏的新約翻譯修訂出版，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郭士立自1843年定居香港，於1851年逝世，在港雖只有八年，期間更需出任公務要職，但並無阻其宣教之心。他一手創立福漢會，訓練華人教士傳道，為華人自理教會奠下基礎。郭氏把西方知識傳入中國之同時，亦在西方社會宣傳在華的所見所聞，不但增進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更引起歐美教士來華的浪潮，是推動香港早期基督教發展的重要人物。
本項目原擬於2019年11月底於香港理工大學FG平台舉行為期數天的學術展覽，後因種種原因改為網上模式。計劃中的展板為易拉架形式，數量共十塊，展覽內容為上述資料的撮要版本（按此瀏覽），由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撥款資助。
清朝中後期，隨著基督教傳教士紛紛來華，《聖經》的中譯本可說是百花齊放。先有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殊曼 (Joshua Marshman) 的《新約譯本》(1811)，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的《神天聖書》(1813) 及其修訂本《新遺詔書》(1823) 和《舊遺詔書》(1840)，後來還有荷蘭傳道會傳教士郭士立 (Karl Gützlaff) 的《新遺詔聖書》(1837) 和《舊遺詔聖書》(1840) 修訂本等。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廣州被定為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吸引了英美不同傳道會的傳教士進駐，以此作為傳教的起點。為了方便傳遞教義，他們努力學習粵方言，並著手編寫基督新教的經典《聖經》。在這樣的背景下，粵語單篇譯本《馬太福音》於1862年首先出現，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出版。《約翰福音》和《路加福音》兩本福音書分別於1862年和1871年由英國聖經公會在香港出版，當時的翻譯以廣州城內土話為粵語的標準，並以馬禮遜譯本為基礎。1872年英國聖經公會出版了《馬可福音》和《使徒行傳》，至此《新約聖經》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均已完成翻譯。1886年美國聖經公會以粵語刊印《新約聖經》最後一卷《啟示錄》，這標誌著《新約》已完成全部翻譯，歷時共二十四載。《舊約聖經》方面，1873年英國聖經公會出版了《創世記》，1875年出版《詩篇》俗語淺譯本和《路得記》，1886出版《出埃及記》，1888年美國聖經公會譯成摩西《五經》，1894年《舊約》完成修訂。《新舊約聖經》粵語全譯本至此大功告成，由上海美國聖經公會於1894年出版。至2010年香港聖經公會再版《新廣東話聖經》重排本，《聖經》粵語全譯本在面世超過一百年後，至今仍備受重視。
1862年首次出現《聖經》的粵語單篇譯本，其後數十年傳教士相繼完成翻譯和修訂不同的篇卷和全譯本，其中以1894年出版的全譯本最為全面，字數最多，達八十萬字以上，使用漢字三千餘個。粵語譯本從文字種類的角度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漢字本，二是拉丁字母拼音本，現存的十九世紀譯本絕大部分為漢字本，並不存在用其他拼音符號翻譯出版的粵語《聖經》譯本。標點符號方面，漢字本又可分為標點和句讀兩種，句讀本有的只有逗號而無句號；拼音本則分詞連寫，採用英式標點符號，字調有的以發圈表示，全文沒有漢字，只有封面是漢英對照。從粵語語言學和《聖經》翻譯史的角度考慮，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是絕不能忽略的文獻材料，其研究價值有以下幾方面。
1. 為不同方言共時比較提供寶貴資料
早期的《聖經》粵語譯本為方言的共時比較提供了珍貴的口語材料。共時比較的前提是不同方言的書面紀錄內容必須一致。在這方面，《聖經》就是理想的研究對象。按現代方言學的區分，漢語方言分為七大方言區，即北方方言、吳方言、閩方言、湘方言、粵方言、客方言和贛方言。除了湘方言外，六大方言均有《聖經》譯本，留下了最完整的當地方言文獻資料，可供共時方言比對。只要查考這些資料就可以研究同一時期各種方言的異同，特別是語法、詞彙和語音等方面的差異。例如新約聖經《馬可傳福音書》第一章第10節的粵方言譯本(1882) [1] 和客方言譯本(1892)[2] 分別如下：
從以上例句可以看出這兩種方言在語法和詞彙上的不同，粵語「喺水」是「介詞＋名詞」結構，客語「從水中」是「介詞＋名詞＋方位詞」的結構；又，粵語的「佢、聖神、白鴿」和客語的「伊、聖靈、鴿鳥」則是詞彙上的異同。
2. 為粵語歷時比較提供不可或缺的資料
a. 語法方面
同一種方言的歷時比較，最好能依據同一內容但不同時期的資料記錄，《聖經》是很理想的比對材料。通過《聖經》早期粵語譯本和當代粵語譯本的比較，可以了解百多年來粵語語法的歷史演變。先看以下的例子：
| 《約翰傳福音書》(《約翰福音》) 七章17節 | 人若肯依佢旨意嚟做，就必定知呢的教訓，或係由上帝嚟，或係我由自己講嘅咯。 | |
| 一個人若決定要實行上帝嘅旨意，就會知道我嘅教訓係出於上帝嘅旨意，抑或係憑住我自己嘅。 | ||
| 《撒母耳前書》(《撒母耳記上》)二十六章10節下 | 耶和華必攻擊佢，或佢死期將到，或佢將出戰陣亡。 | |
| 我知耶和華自己會殺掃羅，喺該死時死去，或者死在戰場。 |
從以上例句可見，早期粵語和當代粵語選擇複句的分別，十九世紀版本是用「或（系）…或（系）…」格式，而2010年版本是用「…或者…」或「系…抑或系…」格式，亦即現在香港粵語的主流說法。此外，《約翰福音》經文的句末，十九世紀版本出現了連用語氣詞「嘅咯」，而2010年版本則刪去了「咯」，只留下語氣詞「嘅」，這裡反映了句末語氣詞使用的一些變化。又如《約翰福音》第三章第16節，試比較：
1883年版本中出現的「𢬿」，是早期粵語引介受事賓語的處置標記，相當於當代粵語的「將」或現代漢語的「把」，在海內外主流粵語中幾乎已經消失，但在十九世紀各種《聖經》粵語譯本中還可以常常找到。過去的一百多年，另一個明顯的語法變化是間接賓語標記「過」為「畀」所取代。
b. 詞彙方面
詞彙是語言中最活躍的部分，詞彙的演變速度比語音和語法都要快，粵語也不例外。因此通過對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和當代譯本的對比，可以找到一些現在已不再使用的粵方言詞。以下是《新約聖經》四福音裡早期本 (1882～1883) 和當代本 (1997，2010) 的例子：
| 《馬太福音》十二章24節下 | 呢個趕鬼嘅，無非藉賴鬼王別西卜呮。 | |
| 佢會趕鬼，無非係倚靠鬼王別西卜啫。 | ||
|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43節下 | 我有病與及喺監處，你唔睇顧我。 | |
| 我有病或坐監，你哋冇照顧我。 | ||
| 《馬可福音》十四章67節上 | 見彼得焙火，就睇住佢。 | |
| 見彼得喺處烤火，就定眼望住佢。 | ||
| 《馬可福音》十四章69節上 | 個個妹仔見佢，再對企倒側邊嘅人話。 | |
| 過一陣，嗰個女工人又睇見佢，再對企喺旁邊嘅人話。 | ||
| 《路加福音》二章34節上 | 西面祝福佢哋，對佢母親馬利亞: “呢個嫩仔被主設立” | |
| 西面祝福佢哋，並向嬰兒嘅母親馬利亞話： “此嬰孩被上帝揀選”。 | ||
| 《路加福音》六章49節下 | 好比起屋，喺泥土之上，冇好地腳，流水掉橫一沖，個間屋即時跌嘵，就爛得好交關啊。 | |
| 好似一個人喺土地上起屋冇立根基，河水一沖，屋立刻冧，造成極嚴重嘅損壞。 | ||
| 《約翰福音》四章10節 | 倘若你知上帝嘅賞賜與及對你講俾水我飲嘅係乜誰，你必定求佢，佢就俾生活嘅水過你。 | |
| 若你知道上帝嘅恩賜同向你攞水飲嘅系邊個，你就會求佢，佢必將活水俾你。 | ||
| 《約翰福音》五章4節下 | 唔論有乜嘢病，就得好番。 | 無論乜嘢病，都醫得好。 |
| 《約翰福音》二十章30節 | 耶穌喺門生面前，行好多別樣異跡，呢簿書未曾寫落。 | |
| 耶穌喺佢嘅門徒面前重行咗好多神蹟，但係冇記錄喺呢本書裡面。 |
由於社會和觀念的改變，以上加上重點號的粵方言詞語不是已消失不再使用，例如「睇顧、嫩仔」等，就是逐漸退出主流粵語，例如「妹仔、唔論」，可見《聖經》粵語譯本在研究粵語詞彙變化方面甚具參考價值。
3. 為粵語方言字的表記方法提供溯源線索
粵語是口語，並沒有一套官方的標準字型，有音無字的情況很常見。在十九世紀，隨著傳教士陸續展開翻譯《聖經》的工作，已有的漢字已不能滿足翻譯粵語的需要，於是只能在粵方言的基礎上，創造一些記錄粵語的方言字來補救用字上的不足，而這些方言字的創造一般都沒有離開漢字的基本形式。粵語方言字在古代文獻中所見不多，然而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卻收錄了大量粵方言字，其中很多沿用至今，甚具普遍性。這些珍貴的資料，一方面反映一百多年前民間流行的粵語方言字數量甚多，另一方面也顯示粵方言書面化的造字過程可以追溯至百多年前，並非一朝一夕形成。以《路加傳福音書》(1883年羊城土話版)[6] 為例，記錄粵語口語的方言字舉例如下：
第1類：冇、嘅、嚟、哋、吓、喺、佢
第2類：個、的、野
比對同一書卷2010年的修訂版，第1類方言字的字型並沒有改變，一直沿用；第2類方言字本是全民通用的漢字，現表示方言字的時候都加上了「口」字旁，顯示其方言口語性質，這反映了早期粵語假借現成文字來記錄粵語中同音詞語的情形。在粵語書面化的過程中，「個、的、野」分別被加上形符「口」，寫成「嗰、啲、嘢」，這是從假借到形聲的造字方法。此外，《聖經》早期粵語譯本也記錄了一些漢文字的異體寫法，例如：叚（段）、呌（叫）、莿（刺）、闗（關）等。
4. 為書面粵語研究提供最有價值的早期資料
從書面粵語的角度看，與同期的粵語材料比較，《聖經》粵語譯本是最有價值的「我手寫我口」的文獻資料。西方傳教士來華之前，以粵語來書寫的著作少之又少，充其量只有一些民俗唱本、地方韻書、戲曲民歌，以及地方誌中的方言志而已。嚴格來說，這些作品文白夾雜，或只是摻雜一些方言詞彙，基本仍是文言句法，並非如《聖經》粵語譯本般純粹逐字逐句的粵語口語。
其實，西洋傳教士的著作並不限於《聖經》譯本，其他著作還包括學話課本、字詞典、格言本等等，但後者都為學習語言的工具，對象以外國人為主，內容多為單詞、短句，很少成段成篇的語料。而《聖經》的粵語譯本則與別不同，是最早以中國人為閱讀對象的粵語書寫材料，其口語準確度更是其他著作、材料不能比擬的，因此《聖經》粵語譯本可說是開創了書寫粵語的先河。
1. 印證現代學者對《聖經》古抄本詮釋的進展
由於《聖經》古抄本的發現，近代聖經學者和古文字學者在抄本裡出現經文異文的問題上，及在對古抄本、古譯本（例如《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經文的理解和詮釋上，皆取得很大進展。這些寶貴資料都未見於十九世紀的《聖經》粵語譯本中，2010年版本則力求貼切地反映原文的涵意，例如：
| 文義準確 | 1. 《馬可福音》六章44節 | 共計食嘅有五千人 | 食飽嘅人淨系男人就有五千人。 |
| 2. 《約翰福音》六章10節下 | 於是個的人坐處，人數大約有五千。 | 眾人都坐低，淨系男人，總數約有五千。 | |
| 3. 《約翰福音》八章58節下 | 我已經喺處咯。 | 我就存在。 | |
| 4.《路加福音》十一章48節 | 歡喜祖先所做嘅咯。 | 同意祖宗所做嘅。 | |
| 思想詮釋 | 5. 《約翰福音》二章11節上 | 呢的係耶穌初始行嘅異蹟。 | 呢件係耶穌行嘅第一個神蹟。 |
| 6. 《約翰福音》四章11節下 | 你從何有生活嘅水呢? | 你去邊處得活水呢? |
這部分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的修訂使經文的文義更為精準、更貼近原文，上表例1和2記載了「五餅二魚」的著名神蹟，耶穌以五個餅和兩條魚餵飽了五千人。在十九世紀的早期本裡，五千人泛指「人」或「群眾」，沒有性別之分，當代的新版本修改後更忠於原文，改譯為「男人」，可推想連同婦孺一併計算，吃飽的人數多於五千。例3「我就存在」的改譯比早期本更正確地表達希臘文的意思。例4「歡喜」改譯為「同意」，也是力求與原文一致的證明。第二類的修訂不但令文義更為準確，更涉及宗教思想的詮譯、神學觀點的表達和翻譯理念的改變。例5「神蹟」的改譯更強調上帝為奇蹟的來源，上帝通過奇蹟向世人顯明自己。例6早期本「生活嘅水」不一定有宗教涵義，「活水」則是基督教概念，意為使罪人得著滿足的生命。
2. 為粵語《聖經》翻譯史提供必須參考的文獻
清代中後期，歐美各國成立了許多差會。差會主要的任務是到亞洲和非洲傳道，當時這兩大洲被認為是最落後、最需要福音的地方。這些差會所指派的傳教士多數到了中國。由於廣州、汕頭及香港先後開放或割讓予外國，自然便成為絕大部分傳教士來華的入口。當時粵人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在廣東一帶能聽說官話、認寫文言文者少之又少。為向講粵方言的廣東人傳教，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傳教士首先將馬禮遜翻譯的官話《聖經》改寫成粵方言版本。為達到傳教目的，基督新教的傳教士認為《聖經》的翻譯工作不可或缺，以便用當地的語言在居民當中展開宣福音的任務。就像中古時代翻譯佛典一樣，翻譯《聖經》是一項艱鉅的工程，由1862年美國長老會翻譯單篇粵語《馬太福音》作為起點，至1894年上海美國聖經公會出版《聖經》粵語全譯本，歷時三十多個寒暑，全譯本可說是無數中西學者的心血結晶。《聖經》粵語譯本的問世，讓很多不懂文言文和官話的廣東人，通過母語認識基督教。無可否認，語言會隨時代而演變，為避免因時代不同而產生歧義，使後來讀者誤解經文，故《聖經》需有符合時代用語的新粵語譯本出現。此外，考古學和聖經研究的成果，也隨時間的推移而需不斷修正。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完成時，當時的讀者認為通順的語句，今天的讀者可能覺得難以明白，這就是香港聖經公會《新廣東話聖經》(1997初版、2010年重排二版)[7][4] 出現的原因。以下是部分更新的例子：
| 《馬太福音》一章1節 | 大辟 | 大衛 |
| 《馬太福音》二章6節 | 府縣 | 各城 |
| 《馬可福音》三章5節 | 閉翳 | 悲傷 |
| 《路加福音》七章1節 | 百把總 | 羅馬軍官 |
| 《約翰福音》一章39節 | 申時 | 下午四點鐘 | 《約翰福音》五章4節屬 | 屬正文的一部分 | 改為補充資料，以括號處理 |
《新廣東話聖經》並非全新的譯本，而是繼承傳統，以十九世紀粵語《聖經》為基礎的譯本，忠於原文，且符合當代粵語表達。從這角度看，十九世紀不同差會翻譯、出版的《聖經》粵語譯本，為今天《新廣東話聖經》的出現奠下堅實基石。二十世初和合本《聖經》面世後，雖逐漸取代其他《聖經》譯本，成為最受基督徒喜愛的版本，迄今依然一支獨秀；然而，十九世紀出現的《聖經》粵語譯本在宣教任務上，的確起著正面的推動作用。目前，香港五旬節教會仍然使用粵語《聖經》，而大教會的圖書館亦存放粵語《聖經》以應付講道、翻譯的需要。
近年，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的粵語文獻漸為學界重視，這等文獻無疑是研究粵語語音、語法和詞彙歷時演變的重要參考材料，對粵語進行歷史溯源探索提供方便。其中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只有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才能進一步彰顯其語言學價值及宗教文化意義。有系統地梳理這些文獻，是進一步發展粵語研究時不可迴避的迫切課題。
[1] 馬可傳福音書 (羊城土話版)［M］．廣州：英國聖經會，1882．
[2] 新約 (客家話版)［M］．英國聖經會及巴色教會， 1892．
[3] 約翰傳福音書 (羊城土話版)［M］．廣州：英國聖經會，1883．
[4] 新廣東話聖經［M］．香港：香港聖經公會， 2010．
[5] 聖經 (修訂本)［M］．上海：美國聖經公會， 1894．
[6] 路加傳福音書 (羊城土話版)［M］．廣州：英國聖經會，1883．
[7] 新廣東話聖經［M］．香港：香港聖經公會，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