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9冠状病毒瘟疫开始时，Louise Cummings 教授正在英国为她的研究搜集数据。作为香港理工大学英文及传意学系的资深学者，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共卫生传播。 Cummings 教授开始观察和记录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和一般巿民如何在关键的首六个月应对新出现的瘟疫。

「我对一些观察到的反应和行为有深刻的印象。」Cummings 教授回忆道：「例如，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尽管他向来行事谨慎，他还是违反了政府的多项封城限制，从家乡乘火车前往年迈的父母的家与他们共度周末。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行为？」

Cummings 教授指出以下几项导致一些人违反公共卫生措施的逻辑错误和推理失误：

• 将限定条件应用于不相容的概括性陈述。 上述教授的朋友将一个硬性的概括—政府指令巿民不应在封城期间进行非必要的旅行—视为软性的概括，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合法的例外情况。


• 欠缺相关性。 这是使用一个无关前提的论证。例如，试图说服一个担心因密切社交而感染冠状病毒病的人，说朋友聚会只要不是在公共场所举行，而是在私人家里，且大家不拥抱，那便安全了。


• 合成谬误。 使用部分的属性（例如个人的衣服）来推断整体的属性（例如一个人的身体）。 Cummings 教授观察到的一个案例是一名男子在封城期间定期探望他年迈的父亲。他声称他这样做对父亲没有构成健康风险，因为他在进屋前换了衣服。但事实上，人们喷出的飞沫比受感染的衣服能更有效地传播冠状病毒病。


• 一语多义的谬误。 这是论证前提中词义的非法转变。一个案例是有人争辩说，由于英国政府允许来自不同家庭的人在户外聚会（to meet outdoors），他可以在户外花园棚子里（outdoors garden shed）与邻居见面。在第一个前提中，“outdoors”一词意味着露天的非封闭空间。然而，在第二个前提中，“outdoors”这个词的意思是在房子外面。 “outdoors”的含义已从政府的意图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含义。

公众在努力适应为控制病毒传播的新公共卫生措施时，一些巿民有时会因各种推理失误和逻辑错误而违反了这些措施。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则采取理智的策略来制定建议和指南：

• 类比推理。 当初对这新型冠状病毒认识甚少时，大部分的指南都是基于类比推理，并以另外两种 β 冠状病毒（SARS-CoV-2 和 MERS-CoV-2）作为类似物。在没有完整数据的情况下必须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时，这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因为无所作为可能会导致生命的损失并削弱公众对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


• 在封闭世界假定和穷举搜寻标准下的诉诸无知。 封闭世界假设是指有一个包含有关该主题的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识库。而穷举搜索标准则指对该知识库进行全面检查以发现所有相关信息。当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时，就可以根据没有证据表明它是假（或真）的来断定一个命题是真（或假）的。例如，当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称，目前的血清测试无法证明个人对冠状病毒病的免疫力，这个声明就是基于世卫已穷举搜索了它的血清测试的封闭知识库。

Cummings 教授观察到的好与坏的推理实例分别说明了它们如何促进和损害巿民对公共卫生措施的遵从。虽然公共卫生建议通常假设公众是理性的并可对健康行为作岀合乎逻辑的判断，但这种假设并不总是有保证的。 2019冠状病毒瘟疫为推理学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帮助解决推理和批判性思考的公共教育差距。这会显著提高公共卫生的行动和决策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推理学者应该在实时的健康决策中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应该与科学家一起成为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决策是应在做出决定时对其进行理性审查，而不是当负面后果已无法逆转时才作出事后检讨。如果这能成为2019冠状病毒留下的遗产，那么我们的后代可更擅长地应对未来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