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歷程 

「事者，⽣于慮，成于務，失于傲」-《管⼦·乘马》 

我家祖籍廣東肇慶市鼎湖區廣利鎮長利鄉青雲坊 。肇慶舊稱端州 ，是文房四寶端硯的產地 。 端州在北宋末年，因書畫雙絕的宋徽宗 (1082-1135) 舊封端王，於是陞為肇慶府 ，此後就名肇慶 。我家的祖祠在此 ，然多年來我並沒有去過祭祀先人 ，頗以為憾 。肇慶有著名的七星巖 ，名人題刻極多，包括唐代大書法家李邕北海 (678-747) 和宋代名臣包拯包青天 (999-1062)。

我家世代業儒 ，從高祖父廷魁公 (1800-1878) 一代開始都以科舉仕進 ，以求修身齊家治國 ，效北宋名臣范仲淹 (989-1052) 以天下為己任 。 高祖廷魁公道光十五年 (1835) 成進士點翰林後，一生為官清廉梗直 ，在清宣宗 (1782-1850) 朝以福建道監察御史小官敢上奏劾姦相穆彰阿 (1782-1856) ，雖被重貶而志不屈 ，其事錄於《清史稿》 。廷魁公在同治間官至河東河道總督 ，故鄉人譽之為「河帥公」，《清史稿》有傳，被許為晚清名臣 。 他一生志業行事都是我家引以為訓的。而我家祖上五代都登科甲，以此之故，入民國後，有一遺訓是凡 在 清 季 獲功名職位的，都不受新朝官職 。 好像先伯曾貽公 ，雖擁有法國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但在光緒二十七年 (1901) 曾獲賜舉人出身 ，於是秉承祖訓 ，不受民國政府官職 。 人以為迂 ，我家卻以關乎操守 。 先叔與我特別投緣 ，我幼年時 ，常告我許多蘇氏掌故 ，我乃知祖輩以至外祖 、光緒十八年 (1892) 探花陳伯陶公 (1855-1930) 許多軼事(祖父志綱公與外祖是同年舉人) 。 例如香港政府早年託何東向外祖致意 ，請他帶頭認購旺角一帶地土 ，願以低價出售 。但外祖一口拒絕 ，以義不與洋人取利。 外祖後購入紅磡蕪湖街宅 ，因號「九龍真隱」 ，又常與眾遺老登聖山 ，以寄託故國之思 。 另外，我的九舅母是賴際熙 (1865-1937) 太史的幼女，我也從她口中知悉一些長輩的掌故。先父曾懿公 (1905-1998) 及亡兄輝祖公 (1937-2019) 後撰成《蘇氏家乘》記述吾家百年傳承歷史 , 我讀之而更知吾家蘇氏的事跡。

我家入民國後 ，巧合的是 ，從先嚴曾懿公 (1905-1998) 昆仲 、先慈 (陳慧坤, 1905-2001) 到我們兄弟姊妹六人都畢業於香港大學 。 先嚴先慈還是同屆同學 ，先嚴習文史 ，入中文系 ，先慈修英國文學 ，入英文系(她同班同學還有為後人吹捧的女作家 、李鴻章 (1823-1901) 外孫女張愛玲 (1920-1995)。 他們均於1935年畢業 。 另先父 、二伯父曾禧公及三伯父曾植公昆仲均肄業於香港皇仁書院 ，而我們兄弟姊妹則肄業於九龍男女拔萃書院 。 有朋友問為何我們兄弟不隨父親入讀皇仁 ? 原因是我們家在九龍 ，男女拔萃書院均較交通方便 ，因五 、六十年代既未有過海隧道 ，更遑論有地鐵之便捷 。 不過 ，輝祖大哥與耀祖弟後來在港大畢業後 ，都曾在皇仁書院任教 ，這也是我家與皇仁的緣份吧 。

我在家中行三 ，在中學時我學業成績不濟 ，中五會考還英文不及格 ，差點升不上中六 ; 幸有六良成績 ，並賴校長通融才勉強升上中六 。 比起小弟繩祖和小妹芳淑科科成績優異 ，可真乃天淵之別 。 繩祖因此還取得獎學金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 ，並以歷年大考成績優異 ，獲派赴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見習，期滿回港 ，復以全學院首名畢業 ，獲頒金牌奬章並全科醫學士學位 。 而芳淑又考取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斯沃斯莫爾學院 (Swarthmore College) 獎學金往美國攻讀文學與藝術學 ，再在哈佛大學修讀中國藝術博士學位 ，做哥哥的自愧不如 ，當然我更比不上輝祖大哥一早考取臺灣國防醫學院這樣出類拔萃 。 我唸中六時 ，因受父兄的影響 ，除了修讀英文和數理科外 ，還選讀中文及中史科 ，另修讀地理 、物理和化學科 。 故此我投考香港大學時 ，三年共考了七科高級科目：物理 、化學 、純數學 、應用數學 、中文 、中國歷史和地理 。 當時工程學院只需考前四科 ，我是因興趣才多考後三科文科 。 父親是文學大家 ，攻韓柳古文 ，他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第一位文學碩士 ，2020年香港大學中文系學者許振興博士撰寫《經學 、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一書 ，除了專章介紹外祖父陳伯陶公的《孝經說》外 ，還在介紹由中文系編的《香港大學中文輯識》學報時 ，登載了其創刊號的文章目錄 ，其中既有外祖父所撰的〈周禮孟子公侯伯子男封地里數考〉 ，還有先父所撰的〈顧氏讀史方輿紀要十五省序釋說(江南)〉。 該書作者稱外祖為時彥 ，而稱先父為學生 。不審該文是先父本科抑碩士時之作 。 先父本來已獲薦往北京燕京大學深造 ，卻在起行前發生七七事變 ，北京陷敵而不果行 。 先父在抗戰期間曾與舅氏諸人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 。 日人佔廣州後 ，脫身無從 。

抗戰勝利後 ，我家與母家陳氏族人聞知來接收廣州的國府官員 ，對留於敵後的士人不懷好意 ，於是舉家回港 。 先父被教署聘為教育官 ，累遷至高級教育官退休後 ，還在文商夜大學任講座 ，繼續當年在嶺南大學的教研工作 。 先父在1959年並在香港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學位 ，論文題目是「古文及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研究」 。 輝祖大哥往台一年後返回港大，改習中國文史，並以一甲一名畢業，獨領群倫 。 父兄儼然紹繼我家五代簪纓之傳統 ，我自然只附於驥尾，不足以與父兄比肩 。 然而在父兄薰陶下，在文史方面也略聞一二，奠下我後來喜愛文史的興趣。 我中六中文科高考，作文的題目是「論維民所止」，我剛好讀過清世宗 (1678-1735) 雍正朝江西鄉試正主考查嗣庭 (1727) 在其中一場所擬的試題為「維民所止」 ，給人告發隱藏「雍正無頭」之意 ，而弄出一場文字獄的故事 。 我就借題發揮 ，談論清代文字獄的問題 。 後來父親相告 ，原來這次考試出題目及改卷的都是大歷史學家 、新亞書院創立人錢穆教授 (1895-1990) 。 錢教授對我這篇神來之作頗為欣賞 ，因多數考生都談這句出自《詩經‧商頌‧玄鳥》的義理 ，只有我借此談清代歷史 。 錢教授說我那篇文章尚有不足之處 ，大概我並不知所謂「雍正無頭」只是民間傳說 ，查嗣庭被繫獄至死 ，其實是被告發家中藏有《維止錄》一書，所載多有悖逆狂妄之言 。 不過 ，錢教授仍給我B++的上佳成績 。

我在中五時因成績欠佳 ，家人恐我無法考進港大 ，就要我報考香港工專 (香港理工大學前身) 。 我心不願 ，卻無法違逆慈親之命 。 到走進在紅磡海旁的工專試場 ，我只享受著清涼的海風 ，而故意不動筆作答 ，監考員一再催促 ，我卻殊不為意 。 結果自然名落孫山 。 多年後我回香港理工大學任教，許多人都不知道當年我在同一處地方考試 ，交白卷而不得其門而入 ; 這也算我與理大一段特別的緣份 。

放棄工專後 ，我對雙親自信地表示 ，必定可如他們之願考上港大 。 幸運的是 ，三年後我如願進入港大 ，因父兄均修讀文史 ，大姊徽淑習建築學 (後來耀祖弟也習英歐歷史 ，繩祖弟習醫學 ，麗淑妹習生物學 ，芳淑妹習中國藝術) ，我想別樹一幟 ，就特意選擇工程學 。 因自問唸數學不如那些培正中學的人 ，而唸中文怎樣也不及那些中文中學根基更好的同學 ，最後選擇了入工程學院 。 不過，我兼考文理七科的事卻成為同學的話題 ，幸而後來成績還可以 ，每次學期試成績公佈 (公開榜示成績及姓名)，我都獲得及格以上成績 ，不致被人譏為兩頭不到岸 。 三年下來 ，成績還差強人意 。同系同學中，和我數十年來一直相互砥礪的是歐陽文強兄 ，他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 ，在班中名列榜首，是惟一獲一級榮譽者，他後在加州柏克萊取得博士。 我緊隨其後 ， 獲二級甲等榮譽 。 在各科中，我惟一勝他的是工程繪畫 。

我在1962年取得榮譽機械工程學位後 ，隨即接受了英國蜆殼石油公司之聘 ，擔任營業員，但工作不到一年便請辭 。 雖然我時常需要和船公司打交道，不時還要上船收取油料錢 ，但我的英國上司見我工作勤奮 ，並且沒有沾上收受額外利益的陋習 ，便要大幅度加薪挽留我 。我自知不合適從事商貿工作，又了解到這年的工作對我想做航空航天科研是沒有幫助 ，我便堅持請辭 ，返回母校擔任助教 (Demonstrator) , 同時還可以自學航空航天工程 。 一年後僥倖考得英聯邦獎學金的工程學名額 (當時教育局每年給文科 、理科 、醫科 、及工科名額各壹) 。 記得當日的撛選委員會主席是當時著名的實業家，後來出任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多年的鍾士元爵士 (1917-2018) ，他說我的研究計劃頗有遠見 ，故選上了我 。 我隨即赴加拿大滿地可 (Montreal) 的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攻讀工程學碩士 ，兩年後 (1964) 畢業 。 1966年再取得獎學金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 以湍流流体力学 (turbulent fluid dynamics) 突破性的研究 ，於1970年完成博士論文 。 畢業論文撰寫後 ，因論文導師正在莫斯科作學術訪問 ，當時美蘇關係敏感 ，我的論文需要先交國務院審查 ，然後才能郵寄莫斯科 。 導師閱畢論文 ，也得同樣先經國務院再寄回學校 ，這番周折令我要延遲大約一年才畢業 。 惟一好處是我的研究因此而受到蘇聯的同行關注 。 我的博士課程前後唸了五年 ，總算得以略慰親心 ，以補償當年唸中學時給雙親的憂慮 。

我在普林斯頓畢業後，有幸在合眾企業有限公司 (Union Camp) 這間生產紙漿及紙張公司工作兩年 (1970-72)，然後轉往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Piscataway, NJ) 出任一個以大氣表面層 (atmospheric surface layer) 為研究項目的研究員凡四年。 在這兩個崗位 ，我有機會接觸到多相流 (multi-phase flow) 和大氣表面層兩範疇的尖端研究成果 。 這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學習俄國科學家在湍流 (turbulence) 及其在近壁大氣表面層 (near surfac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的效應的最新成果。 還給我一個機會去認識污染 (pollution) 的效應 ，包括它的耗散 (dispersion) 和其對附近人口造成的危害 。

1976年我轉往位於紐約州的通用電氣企業有限公司的科研總部 (Corpo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oratory/General Electric) 去任職 。 我的工作是「通用電氣」產品的研究 ，包括燃氣渦輪發動機 (gas turbines) , 及原子反應堆 (nuclear reactors)，和其他與渦輪及導彈燃燒器 (missile/ramjet combustors) 有關的研究項目 、超音速飛機和高速導彈 。 在[通用電氣]的這些研究部門 ，我獲得機會隨心所欲地探究不同的方向和取向 ，包括那些對提高大眾日常生活需要息息相關的產品 。 對「通用電氣」而言 ，最感興趣的產品是燃氣渦輪發動機的渦輪葉片設計 (blade design) , 改進在核反應堆使用的不同金屬棒 ，以及能讓導彈使用最耐受用及最高速的燃料 。 另外 ，[通用電氣]也想他旗下的科學家聚焦研發及設計包括航空航天飛行機器 (aerospace planes) , 噴氣噪聲 (jet noise) , 空氣導管設計 (air ducting design) 及其對管道結構集成 (duct structural integrity) 的振動效應以及導管噪音 (duct noise) 對其四周環境的影響 。 這些知識 ，大大足夠引伸至土木工程的相關問題 ，例如橋樑的結構設計 ，就大大減少因車輛經過與及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高樓大廈的結構設計所產生的環境污染 。這些高大的目標不一定能達到 ，但我認為至少科學家在工作時應將此了然於胸。

我在通用電氣企業有限公司的科研總部 (CRD/GE) 任職期間，通用電氣的發展方向慢慢離開以前重視科學與技術的提昇和生產的家法 ，變成一家商業企業 ，并且只顧迎合股東的利益 ，而沒有在提陞科研方面著力 。 為此 ，我在1981年離開了通用電氣 (GE)，而轉往美國西部的阿里桑拿州立大學 (ASU, Tempe, AZ) 擔任教研工作 ，開始我在大學任教的學術道路 。 我在阿里桑拿州立大學航空宇宙和機械科學系前後任教十五年 ，從助理教授晉正教授 。我在該處建立了一個流体诱导振动學 (flow-induced vibration [FIV]) 的研究計劃，由碩士及博士研究生參與研究FIV和流固耦合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FSI]) 的問題 。 我同時亦分別擔任太空飛行中心 (NASA/Marshall) 及海軍武器中心 (NWC) 在飛機和火箭引擎以及軍艦與潛艇噪音方面的機械研究顧問 。

雖然美國科研條件不俗 ，但眾所周知 ，以白人為主流的美國學術界種族歧視很普遍 。我雖能從各大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取得大量研究資金 ，但他們並不以平等待我 ，加上美南的學生無心向學的多 ，我頗意興闌珊 。 就在這時 ，我忽然收到香港理工大學人事處長李先生來郵 ，邀我申請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的職位 ，我初時並未著意 。 不久 ，港大同窗 、時任理大副校長的周威彥教授來郵再力邀 ，經一番考慮後 ，我就接受邀請 ，在1996年返香港工作 ，直至2006年 ，年屆六十五時退休 。 我在理大十餘年 ，努力將理大的機械工程學系從本來以教學為主的部門 ，轉變成為在香江內外在研究成績上都享有盛譽的學術部門 ，尤其在湍流流體力學 (turbulent fluid dynamics) ，流体诱导振动學和材料工程學 (materials engineering) 的研究成果均達國際水準 。我將在ASU建立的流体诱导振动學和流固耦合學 (FIV & FSI) 計劃也帶來理大 ，並以取得競爭性甚高的 CERG 及 RGC 的大量研究經費，支持招收優秀博士研究生參與這項研究 ，以培育人才 。 我在理大的服務 ，總算不負潘宗光校長之知 。

當時理大機械工程學系的同事 ，頗有經驗不足者 。我履新不久 ，便有學生向我投訴 ，稱有老師對他們說課程會有大改動 ，他們修讀文憑課程的恐怕無法適應 。 我當機立斷 ，請學生聯絡全體學生五百人當晚七時到來開會 ，當面澄清師生溝通的問題 。我表明若只有十數學生前來 ，就不足以代表同學的意見 ，我不許少數人騎劫多數人的意願 。學生們都依約前來 ，我也讓同事們出席 。 在長達五小時的師生對話中 ，我弄清楚是某些同事誤導了同學，我即要求他們向同學道歉 。 我又向同學說明 ，課程不能為遷就某些程度不足的同學而降低水平 。 最後同學們都滿意這次會面的結果 ，一場可能發生的風波得以平息 。 據說有些人不忿我要他們向學生認錯 ，曾向潘宗光校長投訴 。但潘校長卻認為我處理此事很妥當 。 我的學生後來也公道地給我正面的評價 。 我自然明白 ，擔任系主任的職位 ，任勞任怨在所不免 。 理大機械工程學系自我主政以來 ，進步發展甚大 。 應邀到理大訪問 ，講學兼為機械工程系作學術評審的有時任劍橋大學教授朱利安·亨特 (切斯特頓男爵, Baron Hunt of Chesterton CB , FRS) 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的田長霖教授 (1935-2002) 。 兩位教授對我系的迅速發展嘖嘖稱奇 ，並給予很大的肯定 。 值得一記是 ，田校長和亨特教授到來後 ，機械工程系設宴於田校長居停的半島酒店麒麟閣中菜廳 ，招待柏克萊大學校長和劍橋大學教授 ，時任特首的董建華先生也賞光到來 ， 給足田校長 、亨特教授和理大面子 。 當時曾慶忠副校長問我如何能有面子請得田校長為理大評審機械工程學系 ？ 我回答說田校長是大學者 ，他雖與我相識 ，但主要是對後輩之愛護有加 ， 他在理大訪問時 ， 每天便逐一約見系中同事殷切談話 ，指導他們 。

1991 年我應北航和清華大學工程學院的邀請 ，往北京作學術訪問 。 這次北行 ，又得以陪侍雙親暢遊北京 ，還了先父當年不克往燕大深造而遊北京之願 。 北航大學安排我和先嚴先慈入住招待外賓的西苑賓館 ，沒會議及講學時就陪雙親遍遊北京名勝古跡 ，先嚴即撰有〈薊遊雜記〉一文以誌 。 北航及清華友人盛情可感 ，先嚴表示要請他們吃一頓飯 ，他們卻之不恭 ，惟表示想用西餐 。 這亦是當年國人之時尚 ，因開放之初 ，他們多未有機會出國，而對西方事物均好奇 。 我問清華友人傅教授 ， 北京可有西餐館 ，他說只有一家法國菜餐廳 ，在外文出版社大廈的頂樓 。 但他也未去過 。 先嚴同意後 ，我致電訂座 ，餐廳知悉是招待北航 、清華教授 ，就給我們預留一間大的廂房 ，一座十二人 。客人都很享受這頓法國菜 ，餐廳也知情識趣 ，供應一盤一盤美食 ，特別是北京當年罕能吃到的法國麫包 ，客人還可帶走吃不完的麪包給他們家人品嚐 。 賓主盡歡 ，當然這頓飯並不便宜 ，每人一百美元 ，合共一千二百美元 ，當時我沒有稟告老父這一價錢 。 我和雙親還去北京許多著名菜館 ，享受天子腳下的美食 。 友人奇怪我們對北京的文化歷史懂得比他們多 。 北航 、清華的朋友都游說我回國服務 ，不過 ，因子女正在美國唸中學 ，就婉拒他們之好意 。

我取得博士後 ，致力科研與教學 ，獲得科研同道與大學教授的認同 。 因此香港大學於 1993 年頒授我理學博士榮銜 (DSc) ，先嚴老懷大慰 ，他說我獲此榮譽學位 ，猶如獲授翰林院編修 。 先慈不解編修為何職 ，我解釋清代飽學之士才得授此一華選 。 外祖伯陶公一甲三名及第 ，便獲授翰林編修 。先父便親書一楹聯贈我 ，他說楹聯之意我當能明白：

為學能達高峰端郡鄉賢能有幾
博士更添榮譽蘇家宗彥得傳人

數月後我再度獲頒世界創新科技學院和美國航空航天工程學會院士 ，並被任命為美國航空航天工程學會的助總裁 。父親又再贈一聯以賀：

科技豈獨有成兩度榮膺院士
為學能肩重任一身兼助總裁

我將父親所贈嘉言珍之重之 ，除懸於室中外 ，又將之放在手機中 ，俾時作座右銘 。  父親又教我做人當有三樂 ，其一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這是我數十年教學生涯中感受最深的 。 父曾刻「三樂堂」於貞珉贈我 ，我亦將之珍藏於美國蝸居中 。  多年前雙親仙逝後 ，此一石匾中忽現一縫 ，似有寓蓼莪之思 。 我即請良工鑲以木框以保存之 。 我在2005年再獲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 的滑鐵盧大學 (Waterloo University) 以我三十多年的傑出教學與優秀的高科技研究貢獻授以榮譽工程學博士 。 惜先父已不及得見 。

以上的經歷和所得，標誌我逾四十多載曉有意義的科研歷程的開始 ，發展和成長。 研究領域包括 [1] 渦輪葉片上的湍流流动和传热 (turbulent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n turbine blades)，[2] 圆柱体的流体诱导振动(flow-induced vibrations of cylindrical structures)，[3] 開發新的數值技術以解決描述這些問題的複雜和非線性控制方程 (development of new numerical technique to solve the complex and non-linear governing equations describing these problems) 。在這過程中， 與相關領域的研究，還包括湍流浮力流動學 (turbulent buoyant flow) 及分層流動學 (stratified flow)， 邊界不規則的湍流學 (turbulent flows with irregular boundary)，航空聲學 (aeroacoustics)，橋梁震動學 (beam vibrations)，海上鑽井平台上的流体诱导振動學(flow-induced vibrations on drilling platforms in offshore drilling rigs) 和生物力學 (biomechanics); 例如空氣在人肺的流動和人體血液在大小動脈流動等問題。

我第一個研究領域 ，是由當時需要發展更有效和耐用的燃氣渦輪發動機 (gas turbines) 。 基本上這項研究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擴大而來 。 我的博士論文集中研究渦輪葉片曲率 (turbine blade curvature) 對湍流及其在刀身的靜止地區的效應 。 我的論文最主要的目標是從實證去瞭解和探究近壁湍流結構 (near-wall turbulence structure) ， 並使用該知識來制定雖然簡單卻實用的湍流模型去準確地模擬湍流弯曲流动 (turbulent curved flows) 。 故此 ，一個對這種流動類別的透徹認識 ，即能大大影響渦輪葉片 (turbine blade) 的設計 ，並且在先進的燃氣渦輪發動機在遇上極端狀況下能改進了刀身表面的冷卻情況 。 要達致這些目標 ，即需要設計一個特別的亞音速的能調教弧型測試部份的風槽 (wind tunnel) ， 而它的內壁弧度 、凹凸度可以控制和改變 。 這個設計通過成功的試驗台提供可靠的湍流數據 ，用以發展可行的湍流模型 ，去模擬流體於湍流刀面的流動 。 這開創性的工作帶引了探究外在物體力量如何在湍流和水流產生效應 。 從此 ，我的工作就是改進以簡單模型去發展更繁複的湍流模型 ，並且擴展至這些模型能模擬帶熱能的流體 ，而且能帶有浮力 。 這項努力引至近壁湍流 (near wall turbulence) 模型的成功發展 ，而用以不可壓縮及可壓縮的流動 ，和可帶或不帶熱傳播及關閉 ，也為浮力及靜流 ，及有複雜牆邊界 (complex wall boundary) 的流動 。這些模型已能預測到工作用的數碼 。 我的研究經費 ，主要是來自需競爭的研究機構 ; 其中主要的機構包括美國的NSF , DARPA , DTNSRDC , DTRC , AFOSR , ONR , NWC , 和 NASA , 及香港的 RGC 和 ITF 。

我從美國到香港工作的期間 ，正值中國開放改革的時期 ，這時中國的科技人才不足 ，我曾多次應邀回中國訪問 ，有一次往廣州訪問 ，主辦機關安排我入住著名的白天鵝賓館 ，因我熟悉廣州 ，不需人接車 ，逕至賓館 。 接待處一個小伙子將我安排入住普通的房間 。 當我的東道主 、時任廣州市長葉選平先生 (1924-2019) 到來賓館時 ，見到我館於普通房間 ，就斥責接待處沒禮貌 ，不知道蘇教授並非普通客人 。 我在廣州幾天 ，蒙葉市長待以上賓 ，食宿均高規格 ，他宴請我於最好的飯店 ，用了一頓豐盛的粵菜 。 葉市長如此禮待我 ，是當時中國的政策 ，為了振興科技 ，願為國家效力的專家學者，自然奉為上賓 。

我在理大時 ，當潘校長討論有關校政的問題時 ，常會透過與我相熟的校務會成員詢問我的意見 。 有一次有人提議教員應像商界及公務員一樣 ，每年需評審一次表現 。 我向那位近似通政司的同事表示 ，倘評審結果與校方聘用時相異 ，豈非說校方當初委用不當 ? 而且大學教員的表現 ，不應以一年作為評審時段 ，其實只要看一下他的出版成績 、服務紀錄及學生評話即可 ，不需勞師動眾 ，而致影響士氣 。 據那位友好事後轉述 ，潘校長從善如流 ，收回此議 。 事實上 ，潘校長並沒有按校方每年考核系主任一次的做法考核我 。 用人勿疑 ，這是潘校長用人的準則 ，曾有系中人覬覦系主任的位置 ，挑撥系中少不更事的人向潘校長進讒 ，潘校長自然洞若觀火 ，看出這些宵小行徑 。 他對我主理學系事務絕對支持和信任 。 在理大我甚受禮待 ，每逢出外開會 ，潘校長一定交待校方備車 。 他又在我退休時 ，安排在校內留一房間給我 ，讓我每年秋天回來理大時有地方可用 。 事實上 ，我這幾年來新的研究成果 ，有些是在理大的辦公室完成的 。

我多年來在阿里桑拿州立大學和理工大學 ，指導不少研究生 。 給我的印象是來自國內的 ，多是勤奮而聰明好學 ，而且在機械工程領域的還甚有潛力。 這是中國開放改革後國力不斷上陞的一個重要原因 。 中國人從來都是聰明和勤奮的 ，有了良好的環境培育 ，不怕出不了人材 。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那是我們蘇氏的家訓 。

我雖習工程學 ，卻以家學之故 ，兼數十年之閱歷 ，中年以後 ，尤喜讀歷史 ，在中國歷代偉人中 ，我特別敬佩清聖祖康熙皇帝 (1654-1722) ，眾所周知，他是中國兩千年來學問最淵博 ，而胸襟度量最大的名君 。 他有幸得到賢德非凡的祖母孝莊皇太后 (1613-1688) 悉心栽培 ，而又能享國六十一年之長壽 ，把他的志業發揮至盡 。 他的傳記包括一手史料的 《清聖祖實錄》 、 《康熙朝起居注》 、《清史稿》以及法傳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1656-1730) 的 《康熙皇帝傳》和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 (Matteo Ripa , 1682-1746) 的《在華十三年回憶錄》 ，我均一一細讀 ，而且一 次往台北之便 ，專門拜候以撰寫清宮掌故著名的高陽 (1922-1992，許晏駢) ，向他請益 。 累年以來 ，閱讀清史頗有心得 ，還蒙工程學會的朋友抬舉 ，請我做過幾次關於康熙 、雍正父子史事的演講 。 在晚清名臣中 ，平定太平軍 ，又早以看到新疆於中國國防和經濟的重要性 ，在海防與塞防的辯論中還力主塞防比海防關鍵和重要的左宗棠左文襄公 (1812-1885) 是其中的表表者 。 可見他當年力排眾議 ，年過花甲仍親自統軍西征 ，轉戰萬里 ，收復新疆 ，為祖国保存了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新疆疆土 ，他也是我由衷敬佩的名臣 。 他功業巍巍自不必說，難得的是一生清廉 , 比起李鴻章一生貪墨 ，並喪權辱國 ，實在有天壤之別 。 相關的著述我也是愛讀的 。 記得有一次潘校長問我他委任曾副校長的意見 ，我就以左文襄公用胡光墉 (1823-1885 ，即紅頂商人胡雪岩) 之事以喻 。 後來曾副校長對我言 ，他謝我抬舉他為胡雪岩 。 我當時用此比喻 ，因剛好閱讀這段故事而有感 。

近年來不少來自臺灣的朋友 ，誤信網上那些信口開河的所謂網紅的歷史評論 ，說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國的王朝 ，蒙古族和滿族不是中國人 。 蒙元史我沒有研究 ，但清史我就讀得不少 ，名家的著作我幾乎都有看過 ，這些妄議清史的人不過拾了近年美國以哈佛歐立德 (Mark Elliott) 為首的洋人 ，懷有政治目的而提出的新清史之論的牙慧 。 我亦看過不少大陸和臺灣清史學者對此歪論的駁斥 ，在網上倡此說的人 ，其實立場先行 。

我的至交好友都會知道 ，我父家和母家與清室關係不淺 ，而且我內人 (吳允美) 的外公也是康雍乾名臣大學士張英 (1637-1708)、 張廷玉 (1672-1755) 的直系子孫，宜乎我注意清代的歷史 ，並清楚認識清代在中國歷史上公允的評價 。

銘祖口述

何冠環教授筆錄

公元二千零二十年仲秋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