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的內部推進

       正文是論文的核心、主體，也是學術討論的過程。引言提出問題後，正文處理、分析、論證、解決問題。其間組織是否嚴密、層次是否清晰、論據是否充分、邏輯是否緊湊、照應是否恰當、推展是否流暢，都是說服讀者的關鍵。以下將從兩方面舉例：

以下論文如何聚焦論題、貫徹主線，分項或分層（分段、分章、分節）進行論述？

以下論文如何闡述論點、提出論據、進行論證，以回應論題？

1. 陳果電影的香港主體

       陳果的經驗其實非常脗合著名的後馬克思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有關主體建構與意識形態的理論。阿爾都塞所闡述的主體（subject）建構是一個被動的機制，個人必須通過對意識形態召喚的回應，才能成為有意識的主體（Althusser, 2001 [1971]: 85-126）：要成為一個「香港人」，一定有一個自稱為「香港」的意識形態首先召喚你，而通過你對它的回應，你的香港人身份才可以成立。簡單來說，我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是自己的決定，而是受到相關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如果我們大膽套用阿爾都塞的理論來看陳果的話，他的「香港電影導演」的身份可能是在《香港製造》以及他之後所製作的電影在國際影展巡迴放映中而確立，當時已經有一個關於香港的論述，電影人通過對它召喚的回應，才能成為一個有意識的香港電影創作主體。

（彭麗君，2010，頁32）

→理論與實踐

2. 大字•集聯•酬應—樂常在軒藏聯選論

       就行書對聯來說，王羲之（303–361）的行書如《集王聖教序》與《蘭亭序》，向為學書經典，但因字體細小，難以寫聯。清代書家之中，王文治（1730–1802）一生醉心《蘭亭序》，學王最深，已入化境，故即使將王字放大入聯，亦能將意態瀟灑的《蘭亭序》書風，演繹得形神俱妙（圖12）。即是說，以往「疏放妍妙」的「南派」書風，本來只是「長于啟牘」，但在王文治手上，卻成為可用於對聯的經典傳統。綜觀清人的行書對聯，延續二王脈絡者多不勝數，有遠接襄陽（米芾，1051–1108），有宗尚松雪 （趙孟頫，1254–1322），有步履香光（董其昌），又或融會晉唐，皆能進退裕如，將二王系統的「雅逸」行書化為擘窠大字。至於碑學興盛之後，將北碑的楷體寫成行書入聯，亦見成就，如張裕釗（1823–1894）化方為圓，盡顯剛陽之氣（圖13）；又如何紹基（1799–1873）以顏體溶鑄北碑，則極盡凝煉圓融的能事（圖14）。二王的行書正宗， 到清末已非書家的必然選擇，「拘謹拙陋」的北碑，代表著新的審美取向，成為了行書對聯的另一取法之源。

（莫家良，2017，頁219）

→舉例與闡明

3.女性小說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林海音與凌叔華的北京故事

       正是如此，林、凌二人固然同為女性，同樣因為北京的文化特質而擅於體現舊社會、舊式家族中的女性婚戀問題，但家庭背景的異同，畢竟影響到二人對於北京此一城市的文化記憶與想像方式。就凌叔華而言，她的「北京故事」由寫女性婚戀故事為主的小說開始，之後擴及以自己童年生活為藍本的《古韻》。它們奠基於京城世家自幼以來的家庭記憶，體現的是浸染其中的文化陶養。來自台灣的小女孩林海音，卻是要以邊緣的城南為起點，婚後才逐步體認到京派文化，由「城南舊事」，漸次發展至「婚姻的故事」。而由《城南舊事》與《古韻》的對照，不僅可見出二者的歧異，更可據以檢視孩童／女性／京派文學傳統與北京城市文化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古韻》在「文化翻譯」上的另一意義。

（梅家玲，2005,頁401-402）

→比較與對照

4. 翻譯與殖民管治： 香港登記署的成立及首任總登記官費倫

       雖然戴維斯對郭實臘的中文能力稱讚有嘉，但郭實臘在香港政府內的位置卻非常曖昧。他在香港政府工作期間，一直與英國外交部關係密切，甚至在香港政府內的文官任用與政務編製表Bluebook內也找不到有關他的資料。他在香港政府「始終是一個局外人，從來沒有成為香港殖民社會的一部份」。郭實臘對於香港市民亦從無好感，直言香港市民「道德敗壞得不能以筆墨形容」。郭實臘的行事作風極為神秘，他的計劃不單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而且常常為求達到目的，不惜侵擾市民。因此他雖然有豐富的隨軍出征經驗，但若要從事與香港市民關係緊密的工作則未必適合。對於當時香港政府而言，譯者雖然嚴重缺乏，但翻譯工作不能草率，需要用人唯材。政府判定一名譯者是否適合，除了語文能力外，還有人格以及出身，辦事方法甚至種族，都在考慮之列。

（關詩珮，2012，頁116）

→引用（學者評論、口述史料）